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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1917年1月，陈独秀在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有意推荐胡适担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即蔡元培——笔者注）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当年9月，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可当面对真实的政治问题时，陈独秀又觉得“怎么该装聋作哑”呢？胡适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不谈政治”的方针“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他还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涉及的多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讴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鼓吹“欧洲劳农两界”的革命，其“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的这些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不仅如此，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的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
陈独秀确实是“越来越左倾”，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就是要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设学长，陈独秀体面地离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怀”，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时隔16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真正地如鱼得水，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倾向亦坚如磐石，蔡和森这样说，“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到了《劳动节纪念号》后，“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
胡适以为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就会“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不过，有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这使胡适很不满意，而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十分清楚，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无济于事了。在他看来，“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陈独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胡适，中国最具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秉持的世界观悖异，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些都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图书馆，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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