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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时，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谁曾想一经《新青年》发表就风行上海，哄传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难以风云际会，青史留名。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朋友，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已是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并没囿于政治岐见，依然为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陈独秀对胡适多年来的关心深为感激，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就是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笔者注）；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以为胡适只顾“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将朋友冷落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还带有怨气地说：“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这样，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时，既无家资财产，又要携家带口，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于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这以后，汪孟邹又多次去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别无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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