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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这本小册子收入陈独秀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虽只有3万多字，却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其中尤以对民主的见解，引起胡适的兴趣。4月，胡适又一次仔细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觉这是陈独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胡适在序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读着这样的文章，感觉到老友和自己的心又越来越近了。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胡适开始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找到《独秀文存》，并答应自己将送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和《实庵自传》。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搜集齐全的，就是搜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那些讨伐国民党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同时，胡适又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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