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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内容看，它转录了1938年2月20日至21日《大公报》（汉口版）连载的中央社长篇电讯《陷后南京惨象》，副题为《倭敌失却人性凶残绝伦，屠杀市民八万，妇女半数被污》。此文是中央社记者在2月5日采访从南京逃出来到武汉的难民后写成的。文章控诉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及殖民主义统治部署等。《新中华报》虽是转录此文，却是延安的新闻传媒第一次报道南京大屠杀，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开始知道日军在南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战争暴行。
1938年6月30日，《新中华报》第443期上发表题为《日寇一年来的暴行》的述评文章，系统记述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年中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文章开头写道：“日寇一年来在我国的种种暴行，决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以下所举不过是荦荦大者，但亦可见日寇野蛮残暴和凶暴的一斑了。”在“屠杀”一栏中写道：一、今年一月南京城日寇在紫金山举行杀人比赛，以先杀满一百五十人者为优胜。二、截至本年一月止，在长江下流一带被敌残杀的同胞达30万人。在“抢劫”一栏中写道：南京沦陷后，不论是挨户搜索，每户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达两旬之久，抢劫案达二万件。
以上记述，虽较简短，却选择了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最具有代表性、最为血腥与惨绝人寰的事件。其一是日军在南京紫金山下举行杀人比赛的事件。这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九旅团第九联队（联队长为片桐护郎大佐，因此称片桐部队）第三大队（富山营）中两名法西斯青年军官向井明敏少尉与野田毅少尉，竟以中国战俘与平民百姓为靶子进行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而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对这种疯狂行径，在短短十余天时间中，连续四次进行跟踪报道，作为日本的“勇士”进行吹嘘。日军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其二是揭示了日军在长江下游地区杀害了中国同胞“达30万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特派记者田伯烈对上海、南京等地的日军暴行进行了调查，于1938年1月16日所发出的新闻报道中，从宏观上对日军从上海到南京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了综合性与整体性的报道，第一次提出日军在该地区屠杀中国军民“达30万人”的骇人听闻的数字。延安《新中华报》的文章引用的就是田伯烈的调查材料。无疑，这些事例对向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后，关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烧杀抢掠暴行的消息，包括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地传到延安地区，不仅激起了广大军民的强烈义愤，而且进一步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成为他们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教育的教材，也成为他们研究日本在沦陷区活动的重要对象与重要资料。
1938年7月1日在《解放》周刊第43期、第44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尖锐地揭露与批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
无疑，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是建立在他对日军在中国各地普遍实施的极端野蛮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进行详细调查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这自然包括发生在数月前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毛泽东接着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其结果，就是“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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