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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的话，严重歪曲和抹杀了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中日间的健康、稳定合作，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延安地区为数不多的中共报刊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六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铁证如山，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的严正审判，在历史上早成铁案。
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不满，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找出种种理由进行攻击与诽谤。例如，他们声称，在战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刊与论著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没有涉及”，更没有“加以指责”，“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他们以此作为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史实的重要根据之一。
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极其阴险的歪曲，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当时中华民族与中国新闻传媒共同关注的时事焦点。它也成为中共领导人及其领导的新闻传媒关注与报道、评论的重大事件。
在抗战期间，中共虽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中共领导的军队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但在毛泽东的坚持与领导下，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党务、组织、宣传系统，一直保持独立性。中共领导下的新闻传媒关于日本侵华及其战争暴行的宣传报道，自成一格；在对日军进攻南京与对中国军民实施大屠杀的揭露与宣传上，也自有其特色：既有与中国其他报刊相同的悲愤与同仇敌忾，也有不同于其他报刊的分析、评论、呼吁、建议等。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到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1938年底，中共由于条件与环境的限制，除了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以及后来在国统区创办的《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外，掌握的新闻传媒并不多。由于能利用某些有利条件，这些报刊根据西方国家报刊、通讯社的消息与国统区的消息，因而较早对日军轰炸南京的暴行，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的大屠杀，进行了报道与批判。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地区，《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等报刊也一直在关注着沦陷前后的南京与南京军民，并克服重重困难，作了多次报道与评论。
《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由《红色中华》报改名而来。《红色中华》报原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在中央苏区创办，长征后迁陕北保安出版。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为团结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刊号续前，版面四开，刊期为三日刊，油印。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该报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版面仍为四开，刊期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并由油印改为铅印。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1937年1月由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而来。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1年创建于中央苏区，与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的同时，也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但与《新中华报》实际上仍是同一个机构，社长由博古兼任，实际工作由向仲华、廖承志等具体负责。
《解放》周刊，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蓝家坪创刊，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办，为十六开，铅印。后改为半月刊。《解放》周刊辟有《时评》《论著》《翻译》《通讯》《文艺》等专栏。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毛泽东对该刊特别重视与关注，对于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都亲自过问，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文章都亲自审阅。他更在该刊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从第17期起，《解放》周刊开始使用毛泽东题写的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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