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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着，该书转摘了上海租界《申报》1938年11月28日刊登的《日军积极毒化南京》的主要内容，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大肆贩卖、推销鸦片、海洛英（即海洛因）等毒品的惊人情况：
美国裴博士（本书著者按：指贝德士）前曾作报告若干份，其最重要者，为去年（指1937年）12月间所作之《南京之强奸》（指贝德士于1937年12月15日所写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南京一瞥》）。据彼之审慎估计，目下业染海洛英毒瘾者，已达五万人（连孩童在内）。沉湎对鸦片与其他非法麻醉物而不能自拔之千万人，尚不在此数之内。裴博士之报告略称，活跃于南京四个贩毒团体中，属日军特务部所驱策者最具势力。下列四团体，均与毒物贸易有密切之关系：（一）日军特务部；（二）伪“维新政府”；（三）“独立”之日韩贩毒者；（四）日本商店。
日军特务部在该区所售毒物，月达三百万元有奇，以南京为销售中心地。伪“维新政府”对于出售鸦片，亦有规定条例，鸦片零售所已达十七所，且犹有其他零售所，尚在进行组织中。此等零售所分三等征税，视其营业多寡而定，计每季四千二百元、二千八百四十元及一千四百二十元三种。已开业之烟馆，达四十余所，征税视烟灯数目而定，九灯者一百五十元，六灯者百元，三灯者五十元。据伪政府所称准设烟馆之缘由，乃“怜惜贫苦劳力者之辛劳”；另一缘由，乃借以防杜人民不征税捐而私自贩卖。旅馆妓院，亦贩卖毒物，前数日内，日韩鸨母与浪人，曾运入鸦片八十箱。又日本商店，其外表上出售罐头食品或药品，然屋内则批发鸦片和海洛英。由上海贩货赴南京者，亦兼贩毒物。大连所制之海洛英，在南京之售价与上海相等。鸦片则大半来自大连，经上海而运往南京。
以上材料，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与概貌，以及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主义统治的种种罪恶，清楚地告诉了读者。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日本在沦陷区》一书写序，题为《研究沦陷区》，指出了研究南京等沦陷区，了解“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的极端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要了解与研究“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搜集、研究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淫掠的大量材料，从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与极端野蛮性，认识日本侵略者的“失道寡助”等。其中，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就是最典型的材料。毛泽东指出：“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说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当然，《日本在沦陷区》只是一本材料书，是这个专题的各种有关材料的汇集。它为研究这个专题，包括研究南京大屠杀，做了重要的准备，但它只是研究的开始。毛泽东说：“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对南京大屠杀，以及对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大量战争暴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揭露批判，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偏远而穷苦的各抗日根据地内，是存在许多困难的。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倡导，由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著的《日本在沦陷区》一书，成为中共干部的必读著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人知。
延安的报刊《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日本在沦陷区》等论著，对南京大屠杀的及时报道与深刻揭露，是中国抗战新闻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是对日本右翼分子胡说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刊与论著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没有涉及”，更没有“加以指责”等谬论的有力回击。
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为对全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以各种形式广为宣传；同时将它作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组织专家深入调查研究，出版多种论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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