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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黄泛区报道
《豫灾实录》并没有写尽河南人民的苦难。那篇通讯所涉及到的灾情主要指旱灾、蝗灾，且大多是写豫西、豫中，而豫东黄泛区的水灾遗患同样严重，情景十分悲惨。而且，据有关研究指，黄泛区的出现，对于中原地区生态平衡破坏极大，与旱灾、蝗灾等不无关联。但是，当时黄泛区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有密切关系，当局不准有公开的报道或记载，日军也在利用黄泛区谋划军事上的攻守。因此，尽管张高峰对黄泛区曾经有过深入的采访，却不能做公开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有关黄泛灾区的报告，透露了部分事实真相，张高峰也才有机会写出了一篇“迟到”的报道——《淹死了三十二万人》，刊于1946年2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
通讯开头写道：“‘黄泛’依字意解释，即黄河的泛滥。泛滥的实情以及为何泛滥？那为抗战而被淹死的三十二万多人是怎样淹死的？那被大水冲走的六十三万多难民是怎么过着逃难的生活？那留在泛区的几百万人民又是怎样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我们应该知道抗战中这件惨绝的牺牲。”
河南的水患并非天灾，而是人祸。1938年6月9日，当局在并未组织人民疏散的情况下，炸开了中牟县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试图以水淹大片土地的代价阻止日军快速南进。如此，滚滚黄河水迅速溃决，水势避高就低，犹如万千脱缰的野马，从西北直向东南奔泻，任其泛滥，不可收拾，结果豫东的中牟、尉氏、扶沟、鄢陵、通许、西华、淮阳、太康、柘县、鹿邑、商水、项城、 洵川等十三县，皖北的亳县、太和、涡阳都被黄水吞没了，不知多少人葬身黄水……“豫东十三县就这样变成了水底地狱，这地狱保卫了中原半壁破碎的河山，却淹毙了三十二万五千多无辜的河南人，六百多万人的家园陆沉在水底，河南平添了一个五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内湖’。”
在泛区中的西华县，张高峰翻过城墙进城。因为黄水浸过了城门，城门早就用沙包与泥土堵上了。城外的水面已经高过城里的房顶，城里的人民被水包围着，随时都可能葬身水里。
西华县长张维明名义上维持地方行政，实际上已成为修堤防水的工头，每天拿着一根小棍，到城墙上或城外一两里的河堤上，督促百姓抢修堤坝。他向张高峰诉苦说：“这水里的县长真难当啊！”他所说的难，不是难于防水，而是难在出丁、出粮。西华全县的土地被淹了三分之二，壮丁跑了百分之八十，却仍要按照原有的土地、人口出粮出丁，哪里去找？哪里去征？没有办法了，只好把灾情上报省府，请求减免。等到批文回来，却指责说“谎报灾情”，但粮丁多少还能核减一些。即使如此，县里本来留着抢修河堤的少数年轻人也慢慢地被征光了。
张高峰写道：“那些被黄水泡霉了的麦子，老百姓自己也吃不成，每天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晒晒捡捡，干了的都送缴到集中仓库里去了。没有存粮的人家，大人小孩饿得脸都发青，还要卖人或卖地，给国家完上那份‘应负担’的军粮。他们说，‘能早一点喂了黄河鲤鱼，还算是有造化的人呢。’泛区的人民太惨了！谁为他们想过？他们为谁入了地狱？！”
“抗战八年，黄泛区的人民就过了八年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怎样挨到今天？！请原谅我这支不会哭的秃笔，假若它会哭，那从头到尾写出来的应该全是灾胞的泪水。现在抗战胜利了，死的三十几万人已经死了，逃亡的六十万泛区灾民，政府应该设法帮助使他们回家，泡在水里八年的五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应该早点捞出来了。”
抗战八年，河南多灾多难，人民太苦了！
(作者系张高峰先生之子，现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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