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峰 1988年在天津家中。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的《豫灾实录》。
电影《一九四二》热映，使人们对70年前那场几乎被人遗忘，但却饿死几百万人，殃及三千万人的灾难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了有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经到灾区采访，披露了灾情。事实上，当年报道豫灾，中国记者并未缺席，并且是走在美国记者前面的。
记者的良知与职责
1942年冬，古城西安。一群群鸠形鹄面的灾民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他们中有人不时地向过往行人伸出枯瘦的手臂，乞求着施舍；有人无声地蜷曲在路旁，忍受着寒冬的侵袭。
人流中，一位年轻人，关注地审视着眼前这凄惨的景象，他想弄明白，这些人从哪儿来？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境地？
他叫张高峰，24岁，《大公报》派赴中原的战地记者。他从重庆经陕西去河南，在西安街头看到了这一幕。经过采访，他了解到，那些灾民都是来自河南，河南遭遇了罕见的大灾。
张高峰继续东行，陇海路上，西行列车载着成千上万的河南灾民逃往陕西，男女老少堆得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时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车到洛阳，车站内外挤满了灾民，却苦于领不到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而无法上车。他们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什么车，先爬上去再说，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就苦着脸退出来。因此，许多亲人常常被冲散，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一位年轻人哭泣着对张高峰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你给我说说情吧！”张高峰同情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不料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多人，有人甚至拿出钞票来“行贿”，希望也能够被领着上车。张高峰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那诚心诚意的“贿赂”，一个人到里面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人群，也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象同样惨不忍睹，“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我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迈着踉跄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从洛阳开始，张高峰先后到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年从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等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造成的水灾遗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惨剧，简直成了“人间地狱”。而政府当局却谎报灾情，不顾灾民死活，依旧征粮、征兵、征税，逼得河南百姓走投无路，甚至有灾民把妻子、女儿卖到“人肉市场”，换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记者的良知与职责，使他下决心把河南灾情如实报道出去，为三千万河南百姓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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