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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一位老人曾反问他。“我要把你吃过的苦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他答。
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民田曾是费仲兴的学生。在他的记忆里，“费老上课要上到每个人都明白才肯罢休”。几乎每堂课结束前，他都会站在讲台上，一遍遍地问：“谁有问题？”要是有人哪里听不懂，他就跑到宿舍去指导，直到“弄懂为止”。
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 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再不搞清楚，就来不及了。”费仲兴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当年见证历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来。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照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更显眼的是间或出现的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然后他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
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一个有价值的访问对象，费仲兴至少要谈3次，最多的要谈十几次。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原站长戴袁支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田野调查，根据他的描述，费仲兴习惯先让被调查者“无拘无束敞开来聊”。事实上，除了拍照和确认细节，最后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读给老人听，让他们审校事实。
“做事非常认真，有毅力。”张连红评价道。2002年，这位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读到费仲兴寄给他的《南京汤山日军暴行调查实录》，马上将该文推荐发表，成为“学术界第一篇揭露日军在汤山暴行”的文章。
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但这一调查，并未将城外、郊区发生的屠杀纳入统计。
从200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项资助费仲兴的调查。在合作开展的研究活动中，他为志愿者们做方言培训，也为暑期实践的大学生担任领队。
“手把手地教是费老的一贯作风。”王民田回忆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也曾因钦佩和好奇跟随他走街串巷，寻访老人，但“去个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身边的同道来来去去，只有费仲兴仍数年坚持奔走在田野调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走进历史的深巷”。然而，这“深巷”中，能被他觅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这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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