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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仲兴把访谈对象的照片翻得哗哗响，“看这个，再看这个，不过一两年，这几位都不在了。”
在能够被回忆和陈述的往事里，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邻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伤，有人至今因受枪声刺激而听不得鞭炮响。“但大多数人都很平静。”费仲兴表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时间并非能够治愈一切。一次，有位老先生撩起衣衫，将自己身上的伤疤一一展示。还有一次，有位老婆婆带费仲兴去自己的母亲坟上祭拜，想起母亲死时的悲惨，老人哭坐在地上。
费仲兴替老先生合上衣衫，也为老婆婆拍拍后背。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一言不发。
“我不想说什么安慰的话，没用的。”他从不愿对调查对象的生活做出任何“干预”，只是掏出本子，记下他们的诉说。而对于拒绝提起那段往事的老人，费仲兴不会多劝。他不懂心理学，只知道“ 不能强迫别人”。
同样，他也不愿强迫自己。“我做这事全凭兴趣，不是打仗拼命。”费仲兴坦言，遇上雨雪天气，他从不逞强外出。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3个镇子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因为身体日渐衰老，他添置了电瓶车。要去更远的地方，他就坐长途汽车。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校园里的香樟树长得越发浓密，水杉也蹿得更高，费仲兴名单上的名字却终于不再增长。“老人走了，村子拆了，1987年版的地图不管用了”。他也成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眼睛花了，黑发掺进银丝，走在路上，步子越发慢下来，仅剩个“齐步走”的军人架势。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比起名单上的逝者，费仲兴同样关注幸存者。在访问过的350位老人中，他帮助22人成功申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放的“幸存者证书”，从而让他们得到生活补贴，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着联络。戴袁支戏称，“老费好人一个，是军民关系搞得最好的军人”。
83岁的潘巧英至今记得父亲被日军刺死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前一刻刚饱餐了一顿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门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炉膛边的柴草里，眼睁睁看着刺刀把自己变成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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