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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费仲兴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论坛。某次宣讲，日方反对者用喇叭对着会场高声抗议。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惧，“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一场比一场讲得更好。”
历史的证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对着如今的“炮校”办公楼，费仲兴举起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是不难看出，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那座颇为宏伟的建筑。老照片出自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的日方报道。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心里就较劲儿了。“这重要、那重要，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始终是费仲兴的榜样。二战后，庞大的纳粹屠杀遇难者搜集、核实工程从未停止。如今，“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可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提供300万名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出生地、遇难地点等信息。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宁区西梅村西岗头，另一块更大的纪念碑高高耸起。
“费仲兴教授堪称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为费仲兴撰写的书稿《城东生死劫》作序时，张连红写道。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妻子跟他去过几次，“好累，但他觉得幸福呀，谁要管他”。
“他只爱外面的人，只管外面的事。”妻子一边拖地，一边擦着额前的汗水嗔怪。她形容丈夫就像是“家里的亲戚”。
麒麟镇的金茂芝老人84岁了。不久前，他由儿子带着，去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在名单墙上，他找到父亲金兆坤的名字。“太好了，费老师。”除了这句话，老人再也无法表达出什么。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 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秦珍子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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