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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一惊，差点窒息过去”
——闹着小情绪，他跌跌撞撞地成长
然而，生活的轨道并不总是那么流畅。
部队的生活，歌曲少不了，甚至摄影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可是，这首歌，顾棣唱得心里一万个不舒服。
1944年12月，摄影训练班开学，顾棣发现自己有点特别。其他学员都是从各军分区战斗部队选送来的，翌年春结业时都回到原来的部队，从事摄影工作，而他被安排学习洗印技术，后来甚至根据指示留在了后方，从事底片档案工作，“实际上摄影成了我的副业”。
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充斥在他的日记里，毫无掩饰——
1945年1月23日：“摄影训练队要实习……我因被沙主任带到群英会工作，不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实习拍照，心里不大痛快。对摄影训练队，我既羡慕又忌妒……”
1945年2月16日：“我何时才能有一架自己专用的相机呀？……搞摄影的没有相机，和战士没有枪一样，怎么打仗？”
1946年4月12日：“若是长期搞下去，精神上根本也没有这种准备。十几岁的小孩，岂能束缚在这种工作上？”
1946年6月18日：“……中午时候，偶然听到杨森、红枫要到联大学习的消息，心里一惊，差点窒息过去。半个月前我多次要求到市中或察哈尔中学上学，沙主任说画报社工作忙，离不开，可现在一下就走两人，工作就能离开吗？”
面对这个“火药桶”，沙飞苦口婆心：你只有十七八岁，身体素质和工作经验都不具备上战场的条件。再说了，画报社积存了整个晋察冀八年抗日战争的原版摄影底片数万张，它们的主人，有的刚刚上交底片，就匆忙地奔向前线，结果就不幸牺牲了，何况还有八位战士为了保存这些底片献出了生命。它们是边区军民八年浴血抗战的真实记录，是无数革命先烈血汗的结晶，历史不会重来，没有相同的第二份，是珍贵的革命斗争史料。你从小参加革命，又出生在革命老区的革命家庭，政治上可靠。这是命令！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有如醍醐灌顶。顾棣放下“小我”，长大成人。1948年1月12日，他在给好友黎呐的信里写道：“我相信在明年（旧历）咱们再重逢的时候，你就再不会叫我顾棣，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新’字。”
他一心扑在这些底片上，寻找资料整理的基本规律。偶尔情绪上有所反复，立马就开展自我批评：“你坐在房子里不受风吹雨打地整理一下东西还有什么委屈吗？”
伴随着这些底片，他和战友历经磨难。1946年11月29日，晋察冀画报社从张家口撤退到阜平县花沟掌村，老乡准备着午饭，临时有事，就离开了灶台，结果旁边的柴火被引着了，碰巧大风乍起，火顺风势，顿时火焰冲天。
顾棣正在写日记，按照计划，就要跟大家出去打柴了，写到哪里就算哪里吧。忽然听见嗡嗡响，难道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有消息说，上午敌机扫射，打伤了三个人，还有一头猪、一只驴。
出门一瞧，傻眼了。
底片！底片！
“就冲了上去，哎呀，都是烟，鼻子喘不过气来，赶紧搬底片，行李都顾不上。总算搬完了，火更大了，都到不了房子跟前。”往事历历在目，回望起来也是心有余悸：假如早一点出发去打柴了呢？“越想越可怕”。
顾棣说，和他并肩抢救底片的战友必须铭记：方弘、吴群、潘力模……
1948年6月，在平山孟岭，突遭空袭，炸弹在发威，机枪在狂扫，底片面临毁灭的威胁。顾棣和战友李文芳、刘克己冒着生命危险将底片搬入预先挖好的地洞里，收拾妥当，再来考虑个人安危。幸好他们所在的位置不是敌人的目标，“否则我们三人必当烈士无疑”。
他慢慢地进入角色，开动脑筋，和同仁一道摸索，改进保管底片的方法和工具。例如，让杨柳木做的保管箱“下岗”，换成了喷了漆的铁皮箱；为了延长寿命，把重要的底片都翻了一两份副版，规定放大8吋以下的照片，一律用副版替代；又把全部底片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将以往冲洗不好、保管不善、被弄脏了的底片取出，一一漂洗干净，重新整理登记……
“我决心做一个资料工作专家，我把这一工作看成一种事业，终身为这一工作努力奋斗，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套科学完整的理论出来。”1951年1月7日，他在日记里许下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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