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同志的作品，不许他人随意强夺！顾棣声明”
——他成了“打假”斗士
陪伴着这些底片，顾棣跨入了新中国。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底片至今躺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资料室里，发挥着光与热。
他的功绩如何计算？恐怕无法精准地衡量。《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搜集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历史记载可以视为反证：1947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有大量保存七年多的底片、照片全部掉进黄河，无力回天；日本投降前夕，张爱萍将军把40多张底片交给地下工作者带到上海出版画册，在扬州附近渡江时，遇到敌人搜索，底片扔入长江杳无音信；抗大成立三周年时，石少华在延安举办过一次图片展览，共160余幅珍贵图片，有人将底片用铁盒装着随身携带，一次过封锁线时，战马在炮火中受惊跑了，马背上的铁盒子连同衣物消失得无影无踪……
顾棣以生命为掩护，郑重地提交了“答卷”。
他要做点自己的事了。一生受到过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四位摄影大师耳提面命的顾棣，整理过的数万张底片，都是“老师”，所以他拥有良好的条件自己从事创作。其实，即便是为底片保管工作所累，他也见缝插针，不时地拿出一些作品：1947年1月，联合国向晋察冀解放区空投救灾物资，整个现场就他一个人拿着相机，至今侥幸地保存了7张绝版小样片，让这段历史有了影像的依凭。
1958年，从北京转业到山西，顾棣逃离了那些底片的“羁绊”，放开了手脚，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尚小云在太原指导徒弟学戏的情景，他定格在镜头里，生动而亲切，尚家后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看到这些照片，激动难抑，连呼“好！太好了！”
还有，周恩来接见郭兰英，邓颖超漫步乡间小路，朱德在发表演说，郭凤莲在庄稼地劳作，田华看望老房东，这些场景一一被他的镜头激活。他还自编《初学摄影四字经》，普及摄影基础知识：“……一张照片，画面有限，突出什么，需要挑选。取景构图，并无公式，根据情况，适当处理。基本原则，突出主题，宾主分明，均衡统一。联系呼应，合理布局，弃繁就简，干净利索。杂乱景物，不吝斧劈，画面和谐，线条优美……”
但事实让他无法潇洒地转身，那些底片的魂魄萦绕在他的身旁，历久不散。
战争年代，炮火连天，条件所限，工作上难免有头无尾。一些摄影战士从前线匆匆赶来，把底片交给顾棣和其他同事，“马虎地把底片放在一起，套子外面写上一个总标题就算完事大吉”，随即就重新上路了。
和平时期，这些照片逐步重见天日，价值越发凸显。但往往与照片有关的信息不够完整，“主人”是谁，何时拍摄，拍摄的地点在哪里，内容是什么，成了“悬案”。有的以讹传讹，有的胡编乱造，有的人浑水摸鱼，跳出来将不是自己的作品归至名下，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司苏实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翻阅了顾棣亲手整理登记的抗战时期资料册。他发现不止一处“笔仗”的痕迹，内容包括这张照片为某某所摄而不是某某所摄，有的还不惜恶语相向，试图以这般的方式赢得“上风”。但是，这样的“上风”堪称“歪风”，顾棣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旁边写下警语：“这是×××同志的作品，不许他人随意强夺！顾棣声明。”
他难掩内心的痛苦，因为中国解放区摄影史在他那里有千钧重，“是中国摄影史上最光荣、最伟大、最辉煌、最崇高、最神圣、最震撼人心，最富有革命性、战斗性和思想目标最统一，也是最纯、最真、最善、最美的阶段”，“没有杂色污染，没有团伙帮派，没有大奖红包，没有版权名利之争，没有金钱诱惑”，他连续用了12个“最”和5个“没有”来抒发他油然而生的敬仰之情，岂能这般轻易地玷污？
他果敢地“应战”，维护着基本的正道与原则。
底气源于自己是个有心人。他12岁就开始写日记和笔记，至今已经写了三百多本，字数达上千万字，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成为核实底片准确信息的有力依据。
万般无奈，他怒不可遏，恢复了“战士”的气概，对肆意篡改的行为展开严厉的声讨。
1999年7月中旬，顾棣前往江西出差，在宾馆的书店看到了上下两册的《老满洲》图片集，封面上注明是“伪满洲老照片私藏版系列，最新发现1000幅绝版遗珍首次面世”。他毫不犹豫花了42.8元买了下来。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上当了，买到了“伪劣产品”。在这套书里，解放区、八路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照片摇身一变，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照片，日寇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暴行生生被拉扯到东北伪满地区。
更让顾棣纳闷的是，书里收录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几十幅珍贵照片，由沙飞把底片交到他的手里，他进行了分类整理，保管了十几年，再转交给了继任者，“从未离开过底片资料库，不知怎么忽然又在东北新发现？”
他命笔写下《两本<老满洲>让我吃三惊》的长文，直指这套书的编者明目张胆、偷天换日，对上百处疑点逐一进行了评述，亮出证据，有的甚至举出三个正例，以不可辩驳的力度加以澄清。
譬如，一张照片上有两个儿童团员正在站岗放哨，手持红缨枪，浑身的稚气，一脸的神气。这是石少华的代表作，拍摄于冀中平原，“活灵活现地塑造了解放区儿童团的典型形象”。但《老满洲》的编者移花接木，硬是把拍摄地点从“冀中”置换成了“东北”，强行地“为我所用”。
这等于是向顾棣的历史记忆发起“挑衅”。不过，他没有谩骂与嘲讽，而是翻开日记本，冷静地说理，一剑封喉：“这幅作品，我于1947年夏在晋察冀画报社驻地冀西阜平县花沟掌村与赵启贤一起分类整理，底片编号为G317—48，6×4.5规格黑白底片，现收藏在北京解放军画报社，新华社、军博都有复制版保存。”
《老满洲》的编者哑口无言，低头致歉。
他的日记本应该感到骄傲。然而，也有“失手”之时。
有一张名为《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的照片，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的档案上注明作者是杜铁柯。顾棣当时的日记提供了佐证，上边赫然地写着：“杜铁柯送来七张底片：……7、《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
但杜铁柯就是不肯对号入座，否认这是他的作品，并列举了多条理由，结论是底片可能是他替别人送的，一时疏忽，“张冠李戴”。
顾棣日记的“权威”有所动摇。但是他乐观其成，在给杜铁柯去信时，他赞誉道：“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历史、对作者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十分钦敬。”
“顾棣一直在竭己之力完成中国战争摄影史的梳理，2009年，出版两卷《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用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古人的扛鼎之作。这也使他由一名摄影史料的保护者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完整保存了战争年代革命摄影的数万张底片及相关文献资料。他是当之无愧的‘摄影历史档案的保护神和纪录人’。”2012年5月，顾棣问鼎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授奖词如是说。在现场，他穿着一件特地买来的大红外套，笑吟吟地领受全体摄影人的敬意。
红，是他的人生底色。他呵护着一段红色的历史，他又以这样的方式步入了历史。 （记者 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