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年11月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做一个评价，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例如，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那个晚上。她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新是“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若他讲话时有毛泽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象，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做检讨。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8人会议，原来的4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3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了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
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8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以后，毛泽东指示8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在11月8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做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做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做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的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40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事实上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限、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做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在12月初与福特的第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喻美国对苏联让步有太多的危险。他说，魏王曹操打了胜仗之后，大将军吕布愿意为他效劳，可是曹操疑心吕布不忠，说他“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换言之，满足苏联的要求从长远看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还是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不免猜想，邓小平讲这个故事时，是否也在把自己比作吕布，他的忠心受到领袖的怀疑，他也有可能从其掌心“扬去”。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事”。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3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议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做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1月26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