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特别敏感。“文革”期间，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他在“文革”以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周扬的妻子于7月12日得到了丈夫获释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扬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问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工作。
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领导、指导思想文化的重要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因此难怪周扬的获释继续成为双方冲突的根源。毛泽东在7月27日宣布，周扬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没那么严重。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话四处传达。可是“四人帮”仍然想方设法阻止完全恢复周扬的工资和职务。在这场拉锯战中，江青还阻挠周扬得到参加国庆庆典的特别邀请。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气愤地表达了不满。
另外一些小冲突因电影而起。胡乔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帮”在压制一部对工人和某些老干部——特别是令江青讨厌的余秋里——进行歌颂的电影。胡乔木于是授意电影剧本的作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电影的发行。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的，电影表现了工人做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
扩大文艺自由的一大突破就发生在7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部名为《创业》的电影之后。该电影歌颂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毛的赞扬。胡乔木估计，既然如此，毛应该会对该片有好感，于是指示收集有关材料。7月25日，刚做完眼部手术而视力大为改善的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几行潦草的大字，每页有5到12个字，一共写了6页。他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第二天，邓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会议时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断会议，把信大声读了一遍。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来，这还是“四人帮”的文艺政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容有关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后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甚至邓小平本人都帮助作者和作曲家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同意扩大文艺创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
鲁迅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毛泽东十分崇敬鲁迅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70年代却对出版鲁迅的书信之事横加阻挠。在1975年秋天，鲁迅之子周海婴根据胡乔木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准许出版父亲的著作。胡乔木把信交给邓小平，由他转交毛泽东。毛回信说：“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到1981年时，包括注释在内的16卷《鲁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
在1975年7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帮”退居守势。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抚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后发牢骚说自己与普通市民无异，“挤公交车上班”。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严，无法阻止人们接二连三地请求毛泽东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给。杂志恢复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说慢一些。已于1966年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1975年夏天宣布即将复刊。不难预料，“四人帮”试图阻止《人民文学》复刊，未能得逞后他们又试图对杂志的内容尽量施加影响。邓小平领导着《人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10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1976年1月《人民文学》第一期出版时，邓小平已经控制不了它的内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