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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批邓，1975年12月～1976年1月8日
11月26日下发了24日会议的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批评。国务院政研室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老干部，包括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也因支持邓小平的这一错误在批判会上挨了批。
12月18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10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
邓小平在同一天简短地做了一个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他在1975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8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的插曲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中脱身，因为他要跟亨利?基辛格，后来又跟吉拉德?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3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在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周恩来曾被指责为对美国太过软弱，而当这次会谈被汇报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做出适当回应的问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时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苏联。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11月4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8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什，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推迟到12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期进行。中国在11月13日同意了原定的访华日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主要东道主，在有130多名高官参与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福特的到来。邓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3次漫长的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克松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松曾承诺在1976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在访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尼克松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的会谈中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就像6周之前他跟基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邓小平虽然不满于美国向苏联示弱，但他并没有表示中国要增加自己的军费。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的态度要比6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邓小平还发现，福特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什说，他与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平为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什举行告别午宴时，布什把这次午宴描述为“气氛轻松愉快”。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邓小平被允许在1月1日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丽?尼克松及其丈夫大卫?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接见了由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这也是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之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几天后周恩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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