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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二大前后陈独秀及中共向国民党表现出合作意愿
标志陈独秀实现重大思想转变的，是1922年6月15日由他起草，6月17日正式印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主张》中，陈独秀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在于遭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只有推翻这两重压迫，才能建立民主政治。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担负着民主革命任务的政党和团体就应该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现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97、98页。）
《主张》表明，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探索，经过列宁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启发和推动，陈独秀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有了初步认识，实现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相应地，也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
恰在此时，广州发生了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事件。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陈独秀在得知陈炯明公开叛乱后，亲自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进行会谈，明确表示：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陈独秀还将刚刊印成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送给张继，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汇报了中国的政局，谈到了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裂，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303—304页。）这表明，从主观上说，陈独秀是希望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随信还附有两个文件，一是他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的工作报告，系统汇报了中共一大后至1922年6月的党员与党费、政治宣传、劳动运动以及工作计划；二是已经公开印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封信写于中共二大召开前半个月，虽然信中没有“中共二大”的字眼，但完全可以看作是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共一大以来的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初步计划。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共通过了12个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是在大会期间起草，但其中两个重要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主要内容都在此前已经发表过或已有深刻认识，并不是仓促之作。
《宣言》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精神，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后人所称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根据最低纲领的要求，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这一决议案的通过表明，尽管中共没有接受马林有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主张，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二大通过的这个议决案，在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及实施计划方面，亦符合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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