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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二大是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中共二大前，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关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提议。但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推动下，以及考虑到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转变，向国民党表现出了合作诚意，并在中共二大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虽然中共还没有接受马林“党内合作”的主张，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共二大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进步。
［关键词］中共二大；陈独秀；列宁；马林；共产国际；国共合作
中共二大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共二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的研究。关于中共二大召开的背景、陈独秀与中共二大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有所探索与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新观点的提出。在笔者看来，中共二大的召开是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推动下，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一、中共二大前陈独秀反对马林关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提议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陈独秀起初还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只是生搬硬套俄共（布）的一些纲领条款，高扬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旗帜，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0年11月，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发表文章提出：“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共产党》月刊第一号，1920年11月7日。）
这一时期，陈独秀积极投入同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之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上述主张。他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在这种认识下，陈独秀自觉地开始做发动工人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纷纷走进工厂，向工人群众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和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为争取自由和权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将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坚持以社会主义救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又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了解，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革命纲领的理论基础和自觉意识。因此，党的一大提出党的纲领是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之下，党的一大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独立进行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6页。）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个规定实际上将共产党人的活动局限于秘密状态和狭小的圈子内。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由于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党虽然在宣传教育工人、发动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但影响力并不大，更遑论造成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种声势。当时在上海指导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弱小，不足以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马林当时的说法是：“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参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14年后，马林的说法是：“我了解到中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中共只有几个分散的小组，到那时（即1921年7月——引者注）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还没有做多少。”参见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252—253页。）1921年底到1922年初，马林到南方考察，与孙中山等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进行了接触，看到国民党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行动后，他对国民党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民族主义的政党，“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参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235页。）根据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并结合他本人在印尼爪哇促使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加入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功经验，马林认为，将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中，一方面可以改造国民党，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共产党活动的舞台。因此，马林回到上海后，向陈独秀提出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即所谓“党内合作”的建议。
对于马林关于国共建立党内合作的建议，在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作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人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提出反对党内合作的六条理由，希望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讨论此问题时予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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