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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中国国情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袭来，使刚起步的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中断。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技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首当其冲。人口学者的人口观点被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有人说他们是“利用人口进行政治阴谋，是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特别是马寅初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邵力子等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有识之士，受到批判，压制其思想，剥夺其言论。
虽然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讲过：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中央层面的领导人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然而，邵力子、马寅初还是不断提出计划生育，向周恩来真诚相告希望党和国家尽快制定政策。十分清楚二老意见正确的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则笑着答复：“恩来呀，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计划生育之事，被否决了。
高层领导原本并不牢固的计划生育思想，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摇摆了。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时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假象。在这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的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八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要怕。”
毛泽东讲话后，“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成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了。建立不久的华东师大人口研究室被取消。刚刚在中国起步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理论和技术研究，计划生育知识宣传等就此中断。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1961年增长23.21个千分点。196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口增长最高峰。面对中国人口增长高峰，周恩来没有放弃支持邵力子、马寅初的意见。他专门派人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结果令周恩来忧心忡忡。他再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可是，毛泽东没有同意，在周恩来的报告批示：“未必有此事。”
1963年，周恩来等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提倡和推行“晚婚”（男28岁、女25岁以后结婚）。在中央的布置下各级计划生育领导和办事机构陆续设立。随即各地批转《领导小组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辖域县市各部门层层建立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广泛深入地开展计划生育、节育和晚婚宣传，开展避孕技术指导，大力组织避孕药品用具的供应。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
“困难时期”过后人口的急剧增长，也让毛泽东看到了可能出现的危机，他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有所转变。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
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势头，却被紧随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十年动乱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1970年，年出生人口2500万到2700万，人口出生率均在33.00‰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6.00‰左右，5年间全国净增人口1亿。
1970年，毛泽东再次与斯诺谈话，明确表示对计划生育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女孩，就想生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共生了9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45岁了，只好算了。”他指出：“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
上世纪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长，大量的知识青年无工作可做，城市里呆不下去了，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提倡和实行“晚、稀、少”政策。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口到2000年将超出12亿，经济上的压力会更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出台和实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呼之即出了。这时，已经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20年后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就是社会上的辛酸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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