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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它的提出到实行有着曲折、艰难的认识、理解、接受的历程。计划生育的推行，使中国的人口数量合理地增长，人口的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表明党和政府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口的素质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回顾计划生育政策提出和实行的历程，对于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建成小康社会，意义十分重要。
中央领导层面初步形成节制生育共识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言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一气势磅礴的话语，不仅驳斥了艾奇逊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言论，而且指明了中国政府解决人口与“吃饭”问题的办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口观，奠定了新中国初期的人口思想基础。
受到“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当时的人民群众认为安居乐业了，可以安心养孩子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催生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拿来“光荣妈妈”、“英雄妈妈”称号，对生育5个、10个孩子的妇女给予鼓励与奖励。
人工流产在当时认为是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毒素，受到批判。1952年，中央政府在批复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中规定：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罪处罚。一些妇女怀了孕，为了流产私自吃药，有意搬抬重物等等，往往不奏效，有的妇女因此而丧命。
中国人口究竟是多少？家底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章中提到：“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是国民政府1947年公布的，是不准确的。1953年6月起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为5826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每年净增1200万人。从1949年到1953年4月，全国人口净增4600万。普查表明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强劲，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重视起来。
1953年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指出：“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周恩来讲话后，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当年指示卫生部制定和发布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这表明避孕和人工流产的政策开始放宽，国家提倡避孕和人流。1954年，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将两个已婚女同志要求避孕的信转交邓小平。邓小平即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意义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在邓小平、邓颖超的推动下，卫生部提出：避孕和节育一律不加限制。
刘少奇在1954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表态：“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
在中央高层的肯定和推动下，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一些知识分子对人口、节育问题勇于发表意见。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展开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多家媒体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宣传节制生育是否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抵触”等话题，一时热火朝天。
1956年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提到：“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中国目前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将来要是有3600万人，北京市长如何得了。”在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生育限制委员会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口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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