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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讲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西周时，“中国”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二）指国境之内。《诗·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谷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指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指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言语》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唐人韩愈《上佛骨表》云：
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
晚周以降，“中国”一词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史记》卷43《赵世家》所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前 295）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唐韩愈《原道》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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