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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
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名目。而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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