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研课题80%用上了
桐斌主张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当前研究和预先研究。他认为材料研究应先于火箭设计试制，不仅应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同时应开始为新型号的火箭材料作准备。
桐斌列举了当时苏联和美国火箭技术发展的经验后说，研究与发展所需周期较长，设计与生产所需周期可大大缩短。因此，桐斌主张加强预先研究，要有技术储备。
桐斌多次强调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他多次以开饭馆为例向所内人员说：“设计人员好比顾客，他点一道菜，你说，我还不会做哪！我还要去买肉、买菜、养鸡下蛋，那怎么成？你这个开饭馆的必须事先摸清顾客想吃什么，事先准备好肉、菜、蛋，事先学会怎么炒出来。这样顾客点了这道菜后，你不就马上能够拿出来了吗？”
从1961年到1964年，七〇三所共开展了500余项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
桐斌领导和指导高温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课题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结构。他领导研究的钛合金高压容器一直在我国历代航天产品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对减轻火箭结构重量，增加卫星有效载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到火箭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为我国火箭及卫星研制提供了材料保证。
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个统计，当年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约80%已用在火箭型号上了。
血洒“六·八”
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开始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〇三所的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〇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1968年6月8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三岁的小女儿，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啪的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