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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证明书（资料图）
炼狱四日
这一夜，几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她们哭着哭着睡着了，我又怎能入眠。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月9日来临了。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10号晚上10点半，军代表领着两个人直奔卫生间，他们是法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切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我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我家，他们只做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做解剖，才能详细地检查。说完，他们四个人离去。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桐斌！你在世时，一直以工作为重，哪天有过空闲？现在你闲下来了，躺倒了，休息了，却是永远的休息，再也不能对我微笑，与我谈心，和我爱恋。
我们享有爱情和幸福，但却被魔掌残酷地夺走了！
忆以往我泪如泉涌。
革命烈士证明书
桐斌惨遭杀害后，我几次向军管会要求尽早做出政治结论，但军管会一再说，七机部的情况复杂，要我耐心等待。
我找过几次七机部的领导都没有结果，直到宋任穷被任命为七机部部长。像以往一样，七机部换了新部长，我就去申诉。
1978年初，我给宋任穷写了一封信，说要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我要求先给桐斌做结论，追认他为烈士。
宋任穷将我的信上报中央，并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当面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举行追悼会。经中央批准，追悼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追悼会虽已开过，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文化大革命”？谁知道孩子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多方奔走上告，要求有一个书面证明。直到1983年，才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在证书旁有一栏详细记载其中牺牲时间、地点、原因：“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到坏人毒打， 不幸牺牲。”
我将“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印了几份，每个孩子一张。立存此照。
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北京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的国旗迎风飘扬，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白色的浮云，将五星红旗衬托得分外美丽。平日中外观光客多不胜数，但那天偌大的广场静悄悄，只有解放军在那儿站岗。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在隆重举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该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佩带奖章。江主席号召大家学习这23位功臣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江主席说：“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这次会上桐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江主席讲话时，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对桐斌说：“坏人可以扼杀你的生命，但是你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不久前，一位记者和我与某副部长在谈到桐斌时，已离休的副部长对桐斌的评价是：姚桐斌同志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无私奉献”.他即使在受到不公平批判，受冤屈时，也不闹情绪，照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这体现了他高尚的情操。他在国外有地位、有名誉，但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到祖国，难得啊！
这位前副部长说，“姚桐斌同志为我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打下了基础，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当之无愧的。”这位老干部的话掷地有声。记者连声说“您说得好！您说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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