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科学处理“群众闹事” 

科学处理“群众闹事”

1950年8月18日，郑州搬运公司因部分搬运工人不满有关负责人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失误，加上坏人煽动，发生了围攻、扣押公司经理、割断电话线、哄抢枪支、砸毁办公室的事件。

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等人汇报此事的简报上批示：“此等事值得严重注意。工会中的官僚主义是产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应有的惩罚。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郑州去加以彻底处理。”

这一时期，刘少奇还着重研究了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阅读了大量文件资料，1951年五六月间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指出国营工厂中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一种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采取一种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去对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错误。”此文后来以《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为题编入《刘少奇选集》，可以说是我们党内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最早的文献之一，也是刘少奇后来认识和解决其他领域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调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当时，新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过7年的努力，人民民主专政已经相当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展开；另一方面，市场却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批评的意见、不满的言论也渐次多了起来。这其中固然有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外因的影响，但内因则是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外思想动向，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会后，刘少奇决定抽调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调查组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行前即已估计：“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这一看法也在随后的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和充实。

在这次5省调研中，2月28日至3月6日，刘少奇先后来到河南省新乡、郑州、许昌等地视察工作。他听取了河南省委、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地、市、县委的工作汇报，并就正确处理人民“闹事”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新乡视察时，他肯定“包工包产”责任制有利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巩固集体所有制。

一到新乡,刘少奇一行就听说该地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