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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因为苏联解体，中（指新中国）苏关系仅存续了42年零86天。在42年里，只有两位苏联国家元首，即伏罗希洛夫和戈尔巴乔夫，各一次正式访问过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了2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被媒体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此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里姆林宫近四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滔滔不绝地与钱其琛外长谈话，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我在场听见此话，甚感意外与惊讶。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到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兴奋、羞愧、佩服“三味杂陈”：我们为他老人家写了许许多多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一两万言，却顶不上这再普通不过的“八字组合”！邓小平同志还扼要点了一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将要讲些什么，怎样讲。
小平同志有个机智小幽默，也让我印象深刻。在会见中，苏联外长提出，戈尔巴乔夫拟于5月中旬访华，称其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打了个马虎眼，想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既成事实。但老人家已从陪见的钱其琛外长那里得知，双方尚未商定此访日期，便识破了这个小计谋，淡淡地说：这个事儿由你们两位外长继续谈，“我听你们指挥”！
当年春天，北京等地政治上不太平静。在苏联高层，曾出现过某种推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声音，苏联副外长罗高寿、苏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则反对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反复分析后，认为中国政局不至于发生逆转，对这种声音置之不理。
在访华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同志、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见，与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会谈。邓、戈会见则是一场重头戏。在会见中，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一二百年来中俄、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强调把问题讲清楚后“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关于20世纪60年代那场中苏大论战，在其中扮演过“并非无足轻重角色”的邓小平同志，主动承担了中方的责任：经过20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此，戈尔巴乔夫也作出积极回应，再次重申：对苏中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戈尔巴乔夫此访已过去20多年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另一番话，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谈话一开始，他就特意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强调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我在场听到老人家这番话，实感意外，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在我国国内受到不少人猛烈抨击，认为这“只不过是滑向资本主义的跳板”。
苏联解体后还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同志就到南方发表谈话。认真学习谈话后我才领悟到，老人家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上述那番话，是总结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有感而发，这关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这表明，邓小平同志真诚希望，“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列宁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后职务。他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个职务，就是为了与戈氏举行会见。由此可见，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何等重视！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有待后人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外长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主要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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