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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竟然也能说到点上■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已经完成，从华约集团分离了出去。苏联的发展，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
这次访问由中联部负责组团。访问的全部准备工作，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主抓。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此访的准备工作，由中联部和外交部两家共同负责。但钱其琛外长提出，我部参团的人要尽可能少，准备工作主要由中联部负责。我（时任外交部主管苏联事务的苏欧司副司长）和另四位司处级官员随同访问。我还参加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出访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跟随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在莫斯科、北京两地，与苏共中央国际部的负责官员，就中苏联合声明的文本，逐字逐句加以推敲。在两个首都的谈判，进行得都很艰难，费时将近一个月。中苏关系正常化已经一年八九个月了，但双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与看法，仍然存在严重分歧，难以一下子谈拢。此访有两个细节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个细节是，在会见和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分析了苏联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先从体制方面找原因，认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央集权、粗放经营这一政治经济体制，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进入60年代以后，这种“一切由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他举了这样一个令我震惊的例子：苏联某加盟共和国盛产黄金、棉花，但这两种重要资源的产、运、销，全由莫斯科派去的“钦差”管，共和国第一把手根本无权过问，连到金矿去看一眼也要请示莫斯科批准。讲完这个“两金”（黄金，还有棉花，被戏称“白金”）例子后，戈尔巴乔夫有点气愤地说：“您看看，这是多么反常啊！在这种反常状态下，地方上与莫斯科的矛盾，不尖锐才怪呢！”他还指出，社会上各种矛盾，特别是加盟共和国与莫斯科的矛盾，其实也就是各地方民族与俄罗斯族的矛盾，在高压之下长期被掩盖着，但到了80年代末，就“浮出了水面”。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从“公开性”中找原因。“公开性”是“戈氏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之一。他点了一下“公开性”的“积极作用”后，立即把话锋转入了其负面影响：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混乱。工人、农民主张维持已经存在六七十年的现状，而民主派则要求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说到这里，戈尔巴乔夫双手一摊，很无奈地说：“结果呢，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退不得”，“魔鬼被从瓶子里放出来啦”！他居然敢拿“公开性”他的这个“得意之作”开刀，而且还贬得那么厉害，我在场听后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这番话是在苏联解体前七八个月说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陷入危机原因的分析，虽然不够全，也不够深，但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击中了要害。
另一个细节是，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得意地对江总书记说，摆脱国内困境的出路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革新联盟”。他还说，把地方上的头头们都找来了，正在商讨制订新的联盟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一段并不新鲜的小掌故：梵蒂冈用教堂顶上冒烟的办法，来宣告新教皇的诞生。他笑着说，人家罗马教廷可以把大主教们集中关在一个大教堂里，等待新教皇的诞生，而他本人则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克里姆林宫没有那么多房间，可以用来“关”从各地来的领导人。他又说，不过，有一点做法与梵蒂冈相同，克里姆林宫“顶上”如果不“冒烟”，谁也别想离开莫斯科。过后不久，克里姆林宫“顶上”果真“冒了烟”：新的联盟条约诞生了。
这个新联盟条约原定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令人意外的是，在新联盟条约签订前一天，即8月19日清晨4时，苏联党政军警的主要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之机，发动逼他下台的“8·19”事变。于是，签订新联盟条约一事便成了泡影。由于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强烈反对，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出负面反应，仓促上阵的这次“逼宫”事件，不出两天就以失败告终。
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以一副休闲打扮，喜气洋洋地从黑海飞回到莫斯科。殊不知到了此刻，他的大权已经旁落，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反而成了克里姆林宫的真正主人。次日，在俄联邦议会上，叶利钦当众逼戈尔巴乔夫在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上签字。签字前，戈尔巴乔夫有点犹豫，怯生生地问：“真的要我签吗？”叶利钦神气十足地向他点了点头，堂堂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只好乖乖地在这项命令上签了字。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神态极为沮丧。上述这两组电视实况转播镜头，都深深印在我脑中。次日，苏联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告苏联“停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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