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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防止过量人口涌入城市。
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少的只有4%至5%，多的也只有10%左右。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如果只有10%或者20%，非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那就意味着有十亿人非农，几亿人进城，这势必给城市带来极大的负担。城市发展规划由城市规模所决定，城市规模一是指人口规模，二是指占地规模，城市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是根据城市规模确定的。过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就难以承受。世界上一些城市如孟买、里约存在贫民窟，除了两极分化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进城之后又没有容身之处造成的。城市人口增多，这个是必然趋势，但有一个过程。如何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把农民的大多数稳定在农村，如何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其流动的方向不超过小城镇，流向城市的数量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一个难度很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而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小城镇建设，改善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8年11月8日）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也是城市的门面和窗口。
城市的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也是城市的门面和窗口。它的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对内对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乘飞机还是坐火车、轮船，只要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公共交通，由此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甚至终生难忘。服务人员为乘客搀、抱、扶、拿，虽是小事一桩，却能改变车厢这个小社会内的气氛，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社会公德。公交工作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对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是社会最需要的行业，是非常光荣的岗位。
《祝贺〈天津公交报〉创刊一周年》（1987年1月20日）
城市对人口、面积、道路、车辆的容量都是有限度的，许多指标是可以预算出来的。
城市交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它和城市人口、城市面积、城市布局、交通方式等都有直接关联，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对此，城市总体规划都有量化的规定，如道路分布、红线宽窄、管道粗细多少等。所以，城市对人口、面积、道路、车辆的容量都是有限度的，许多指标是可以预算出来的。例如，天津在当前情况下车辆的最高极限是多少？公共交通什么情况？汽车能容纳多少？汽车中小车是多少？250万辆？还是300万辆？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提前加以控制，免得膨胀后再控制就来不及了。当然，提前控制不只是车，人口、面积都要有个限度。这本来是城市科学的应有之义，可现在重视、了解的人越来越少了。天津市政府1985年有个决定，是若干老干部和专家、学者一年研究的成果，获得过国家研发奖，有些精神仍有参考意义。
《关于城市交通问题同天津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谈话》（2011年4月11日）
一要提倡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二是抓紧研究无污染汽车。
中国有些人议论想淘汰自行车，这不正确，中国还需要自行车。北京才有几十万辆汽车，交通就已堵得很厉害了。如果全中国有1亿辆汽车，就不得了了。除了交通问题，汽车废气造成污染也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要提倡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二是抓紧研究无污染汽车。
《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谈话》（1995年6月14日）
要把市容卫生工作搞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津环境卫生面貌不好，过去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有人说，天津是“四堆”泛滥，“五马”横行，“六乱”成灾。“四堆”是：垃圾堆、废土堆、材料堆、柴草堆；“五马”是：马路仓库、马路车间、马路搭建、马路作业、马路停车；“六乱”是：乱泼、乱倒、乱挖、乱占、乱搭、乱砍。我市环境卫生的这种落后面貌，已引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同志十分中肯地说：“天津的市容面貌与天津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与天津人民战天斗地、不畏艰苦的英雄气概极不相称，与天津产品的名气也不相称。”
应当承认，要把天津市容卫生工作搞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几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欠账太多，遗留问题过多，如果不下一个大的决心，不采取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突击性的活动，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就以渣土为例，前阶段我们出动六万车次，清运了四五十万吨，可是现在仍然到处都是成堆成山，假如把这些工作都留给环卫部门，作为正常工作，就现在的力量，三年也搞不完。车从哪里找，土往哪里运，钱从哪里出，都会成了问题，还可能越搞越多。这次我们要把它作为抗震救灾的遗留问题，作为拆除临建的收尾战役，利用拆除临建的全班人马，利用现有的渠道解决人力、物力、资金问题，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干他个十天半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就会给今后经常性的工作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在天津市整顿市容大搞环境卫生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8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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