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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干队”级别就更高，战士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上干队”政委余泽鸿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为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接任。
“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3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由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
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日，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
干部团就驻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到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成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氓等老同志也去报到。刚进门，他就听团长陈赓正嗓门很大地对“上干队”政委余泽鸿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陈赓一扭头看到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
干部团组建3个月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因而，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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