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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道路获得成功的启迪：先工业化后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根据中国国情处理中国问题就成为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因此，一方面要实现从建党伊始就始终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和道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制订《共同纲领》时，有些代表曾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毛泽东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到底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的设想。刘少奇解释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09页。）。
中国共产党主张不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考虑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够向农民提供组织起来所必须的拖拉机等物质和技术支持。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大大激发生产力要素的活力，有利于国家工业化进程，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中共领导人认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8页。）经过十年建设之后，工业大大发展，农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成为绝对的领导；管理经济工作的干部成熟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数量也多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也大大加强了；组织上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了；这时，才能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0页。）中共领导人既反对“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极端错误的右倾，也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9页。）
刘少奇甚至设想：“工业国有化后资产阶级被废除，农业集体化后富农、小资产阶级被废除，就使中国成为没有大小资本家的国家。”中国经济成分也由五个变成三个，只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前两者很大，后者逐步缩小。30年以后，国民经济中90%多是社会主义经济。“从农业集体化后就没有剥削了，只有劳动人民”；国家“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名称不一定改，仍叫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5—216页。）刘少奇的设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仍有私有制，即个体经济；二是名称仍然可以称为“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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