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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格局下国际国内形势发酵：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处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进入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实行“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宣布暂时还“不搞社会主义”，仍然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世界两大阵营的划分和冷战态势，势必影响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机的新的判断和选择。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这就决定了要想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扩大对外交往，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然而在冷战格局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新中国只能选择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既然接受苏方援助，势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判断。
新中国暂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还十分强调自力更生，希望有外援，但并不依赖它。对此，苏联方面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人物。斯大林曾明确宣布：单凭“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日〕不破哲三著，王树本等译《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1951年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尤金，根据中共领导人同他谈话时关于为了给城市和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必须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必须支持那些带头致富的共产党员的说法，认为中共内部有一种主要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参见〔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9—111页。）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待唯一的外援来源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盟友，不可能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必须在多方面尊重苏方意见。如新中国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带着一五计划草案访苏并征求其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其间，周恩来“感觉”到苏方似乎有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愿更多援助“非社会主义”中国的倾向，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这种“感觉”。9月24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3页。）很显然，这一新提法是对过去主张的修正，表明“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0月2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期间致函斯大林，说明中共关于中国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构想，主要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10年到15年内，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大大缩小。同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39—243页。）斯大林看了信后，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共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表示赞同。
在此前后，西方媒体也曾发文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更讲“人道主义”，毛泽东是“温情主义者”，给富人留有生机。不能给敌对势力留有挑拨中共与苏共关系的口实，这一判断和出发点，也对中共决策的转变或多或少起了催化作用。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如何正确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间的竞争和冲突，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严肃课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改完成后，农业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但广大翻身农民仍是小生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无法保持“齐步走”的发展阵势。土改后农村中出现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有的甚至跃入富农行列；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出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收到过良好效果，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农村中贫富分化的新情况，我们必然要把过去的经验挪用过来，开展更高层次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毛泽东提出：如果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所提供的农用工业产品，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2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陈云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私人资本主义以营利为目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国营经济发生了矛盾，资产阶级本能地要“反限制”，限制与反限制的冲突日益尖锐。因此，既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又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现象，增加了广大民众对资产阶级“为富不仁”的憎恶。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毛泽东向来主张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必然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1953年12月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这样表述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把建国头三年新中国为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目标改写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奋斗目标，这就有异于原来关于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思想和一贯思路。
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时代特征的影响以及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机的选择、社会主义改造大势的发展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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