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话不谈的同志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因为缺少路费而滞留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执意让他留沪工作，就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职，专事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事务。同年4月，包惠僧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先进青年赴苏留学。春夏之交，包惠僧奉李汉俊指派，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包惠僧到广州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处一住就是两个来月，不仅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而且担任了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迅速扩大了共产党在广州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此次两人关系更加密切，包惠僧“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几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从而得以与陈独秀深入交流思想。包惠僧后来回忆：“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他们晤谈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开展工作，陈独秀主张循序渐进，一面搞革命一面学习。他说：“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显然，陈独秀是在思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经验，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首先要学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指望马上实现革命目标取得革命胜利。
其二，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陈独秀主张党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为推动中国革命，联共（布）中央通过共产国际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部分经费，国内有人因此辱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对此，素来重义轻利的陈独秀深恶痛绝，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拿了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其三，如何处理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陈独秀主张思想争鸣，信仰自由。当时，社会上思想流派形形色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经常在报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此，陈独秀淡然处之，主张各种思想自由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选择。他说：“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
上述主张充分表达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设想，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彰显出陈独秀渊博的学问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引起青年包惠僧的好感，“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
更让包惠僧钦佩的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脾气和待人热情的人生态度。陈独秀性格特立独行，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自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友人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与凡马同踣”。这种性格脾气正好与包惠僧合拍，“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其实，包惠僧也热情奔放，情绪亦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所以，这样两个个性鲜明的人谈起话来十分投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