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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包惠僧身份特殊：他是唯一一个由陈独秀个人指定的代表，而非由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产生的。包惠僧何以得到陈独秀如此器重和信任？探索两人的人际交往和思想联系，很有意思。他们从素昧平生到一见如故的师生；从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战友，到大革命失败后都离开了党的事业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朋友。正是由于两人脾气相投、惺惺相惜，最终成了不谈政治的忘年交，包甚至成为陈逝世前最想见到的人。这种相伴终身的友谊和情感，让后人感叹不已。
一见如故的师生
包惠僧生于1895年1月，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两人年龄相差近15岁，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当属两个不同时代。
包惠僧何时知晓陈独秀，现已难以确认，但当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时，包惠僧正在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他先去教书，半年后转至武汉做新闻记者，专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供稿。据包惠僧回忆，此时的他，“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也没有一定的范围”。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他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从北京大学肄业，旋即重返武汉，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据包惠僧回忆，“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他究竟何时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现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在陈独秀首次来武汉的1920年2月初（农历1919年底），二人确实正式见面并专门晤谈了。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书院、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和《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在包惠僧心目中，“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所以，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以记者身份，“抱着崇敬的心情”专程前往文华书院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数十年后，包惠僧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见面情形和谈话内容：
“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很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与省立师范的校友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便一口答应下来。
据陈独秀后来回忆，他去武汉时就留意寻找可以发展成党员的对象。包的虔诚和老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牢牢记住了这位青年记者，以至于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去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时，还特地嘱咐他去找包惠僧，共同担当起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建党的重任。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并给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各地写信。包惠僧收到陈独秀的第一封来信，陈希望他和刘伯垂、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武汉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大力推动下，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说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为书记，陈负责组织工作，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为党在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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