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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建立后极“左”思潮横行的扫“四旧”风暴中，包惠僧因当年自己与陈独秀有着密切联系而担惊受怕，为免惹是生非，他想了又想，叫来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全部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批书信是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给他的，不仅有工作布置，而且有思想观点，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包一直非常珍惜这些信件，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成为他最珍视的物品，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令人折腕叹息！
陈独秀一生不仅被戴上了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党”、“反革命”、“叛徒”、“汉奸”等错误的帽子，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等头衔，也被冠在他人名下。鉴于此，作为知情者的包惠僧自然不该沉默。在成为国务院参事后，包的处境改善，心境也好，他根据周恩来“对党要有个交代”的指示和嘱咐，开始孜孜不倦地撰写回忆录。尤其是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作为与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交往较多的当事人和党的早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晚年的包惠僧“不顾身患重病，频繁地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同志及外地来访的同志接谈，积极向他们提供有关革命历史情况，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1979年，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包惠僧默然辞世，享年85岁。他身后留下大量回忆录手稿，后被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为《包惠僧回忆录》，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其主要内容均为中共一大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其中“人物回忆”部分收录了他对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同乡战友董必武、陈潭秋、项英，以及过从甚密的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等革命先烈的回忆文章。回忆陈独秀的专文虽然仅《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篇，但在其他回忆文章中有多处提及陈独秀。难能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每次提到陈独秀，他均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实事求是地开展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研究，为全面客观地认识评价陈独秀和早期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惠僧与陈独秀，这两个曾经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和战友，最终成了远离政治甚至不谈政治的忘年交，促人沉思，发人深省；其情深意笃也堪称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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