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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中国诗歌史的沿革来看
毛泽东诗词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的。中国古典诗歌始终是以韵文的形式出现的，诗要有韵，这可说是世界性的通律。但同样是韵文，中国诗歌有它独具的特点，那就是由于汉字是形声、象形、会意的方块字，因此它随着时代和语言内部的变迁形成了每句诗歌语言字数由少向多的变迁。《诗经》基本以四言为主；及到楚辞，就采用了三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汉赋是散、韵相间，专事铺陈，这可看作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变异，由于用韵呆滞，字词生僻，故消亡较快；而到两汉乐府诗，则又开始了从四言向杂言、五言诗的转化。东汉至公元四世纪是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但五言诗却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即公元六世纪，诗歌又发展为七言诗，从而确立了诗歌的新范例。到晚唐初宋，长短句即词的形式又开始出现。此后，五言、七言、长短句的诗歌格局延续了一千多年，直至如今。按清代学者焦循《易余龠录》中的说法：“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汉之赋为周秦所无”，“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周、隋，于此为盛”。“至唐遂专以律传”，“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语言学家王力曾说：从隋到唐以至宋、元，历代韵书都是随着实际语言的变化而时有调整的。（参见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7—59页。）这归纳的是有道理的。
反观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楚辞之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古代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两方面是遭遇过瓶颈的。如何打破的呢？某种意义上说是佛教的东渐才破了这一僵局。这应该是本土文化遭遇的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学者指出：“佛典汉译，方块汉字陷入表达上的窘境：梵文经典由多音节的语言书写，中国语言以单音节的字符为主；梵文的很多名词、观念及事物，用汉字的词汇来表达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译体的字词产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觉悟等，为汉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多音节的梵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自然引发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现象，触及了汉字的音韵问题。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单音节汉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适于书面表达无法诵读，必然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加以区分。受梵语的启发，沈约为中国的汉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声，沈约据此创立了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强调诗歌的音韵美，为唐诗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诗和绝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就中国古代诗歌而言，盛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进的结果。”（ 杨晓民：《借古论今谈新诗》，《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5日。）毛泽东强调写诗词要注意用“新词”，大概也是考虑了这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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