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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旧体诗词能否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能否得以确立，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新的时代内涵同旧的艺术形式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一致。毛泽东诗词虽是旧体，但它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其内容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旧体诗词要想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若能建立，还需要有艺术形式上的改进，铸造出一种源于旧体又异于旧体的新体式来。毛泽东寄希望于自由诗、格律诗、民歌能“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这种“新体诗歌”，实质上是推动诗歌保持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外国诗歌只作参照，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也就是要汲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性和风尚的东西。
多年来，学界对写旧体诗仍有不同看法，但与之前相比，毕竟作者辈出，佳作不断，复兴趋势，超乎想象。无论是诗词组织的发展，还是队伍作品的数量，都显示繁荣之景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时代使然，亦是艺术必然，更与毛泽东诗词的影响作用密不可分。
一、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来看
旧体诗词能否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能否得以确立，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新的时代内涵同旧的艺术形式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一致。也就是要努力完成“中国古典诗词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毛泽东诗词之所以给人以巨大震撼，给人以审美享受，给人以强烈气场，给人以境界飞升，根本还是它那吞吐宇宙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概，它那带着阶级体温与民族脉动的传奇般的史诗品格，它那改天换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豪迈情怀和伟岸襟抱。毛泽东诗词虽是旧体，但它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其内容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这种意境和情境的变革，恐是最为紧要、最为根本的元素。毋庸讳言，毛泽东诗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甚至他的诗评也不忘政治的视角，如他指认屈原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页。）
。但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诗词中是通过与高超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结合而生发出来的。从价值系统看，毛泽东诗词实践了他的主张，即“无论何种艺术，包括诗歌在内，适合大众的需要才是好的”（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这正是毛泽东诗词在诸多现代古典诗词创作中独领风骚的首要原因，同时也昭示了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若想在当今重获新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诗人刘征说：“旧体诗要在当代振起（注意，他没用‘振兴’一词——引者注），在当代文学史上居一席之地并放出异彩，必须能唱出时代的诗化的乐音，必须具有时代的美学特色，否则，以古人之笔墨写古人之情怀，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仿制的‘唐三彩’，怕是终于难以立足的。”（刘征：《“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诗刊》1994年第2期。） 这对我国诗歌出路问题说得是很到位的。
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旧体诗词要想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若能建立，还需要有艺术形式上的改进，铸造出一种源于旧体又异于旧体的新体式来。用毛泽东的话说，那就是“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页。）。因为无论如何，形式对内容说来是具有载体的功能的，形式问题处理不好，表现新内容是会受到限制的。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和诗学资源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转换造就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时代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重大课题。一部中国诗歌流变史，一言以蔽之是以诗体的演化为轴线的。因之，毛泽东“新体诗歌”的倡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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