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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自由体新诗的角度来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又遭遇了第二次异质文化即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挑战和冲击，至今余波未绝。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以“革命”的名义取得了对文言文的全面胜利，新诗即白话诗也以决裂的方式表现出叛逆的性格，登上诗坛主角的地位。但毛泽东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对这个判断虽然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新诗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都背负着中国古典诗歌逆动的包袱，与悠远成熟的古典诗歌相比，它还处在发展和实验的较为稚嫩的时期。
客观地讲，自由体新诗还是有特殊的思想解放的意义的。它也有超越了古典诗词的地方，那就是它对审美现代性的追寻和认可，对科学、民主、自由精神的拥抱和释放，对新的时代性和价值观的青睐和拥抱，因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引了和征服了青年人。这个局面，一时也不会改变。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毛泽东诗词集》，第205页。），不是谦词，也绝非违心之言。幼稚的东西不一定不是主导的东西，各种诗体演变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这里的问题是，新诗为何不甚成熟？我以为：一则，它始终与西方外来诗体连着脐带，还没找到完全独立的立足之地；再则，大部分新诗自觉不自觉地疏远和中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从源流上看不出它是本土诗歌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三则，它在语言处理上还有相当多的地方脱离或有悖于汉语言的习惯，这也正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新诗“太散漫，不好记”的原因。简而言之，当代新诗还走在寻找一种能够吸引读者的合适形式和话语方式的途中。它在艺术表达方式、诗歌语言民族化理解以及诗歌文体边界的把握上，尤其是在诗歌本身韵律、节拍、抑扬的控制上，还没有做到“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的程度，因之被毛泽东认为“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人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 。 毛泽东寄希望于自由诗、格律诗、民歌能“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民族诗魂——毛泽东诗词研讨会论文集》，《江海诗词》特辑1993年版，第231页。）。
毛泽东给未来“新体诗歌”开的药方，实质上就是推动诗歌保持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外国诗歌只作参照，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也就是要汲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性和风尚的东西。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当然，他认为“求新并非弃旧，要吸收旧事物中经过考虑的积极的东西”（﹝苏﹞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这样就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
〔作者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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