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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到任后，立即开展调研工作。他认为：南共盟根据本国特点的需要，制定了独立的方针政策，探索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也不照抄外国的经验，坚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正像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中南关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苏南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南关系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相反却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1958 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为此提出了“南共纲领”。国内要求使馆全文报回并提出看法。使馆根据《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九条共同标准，对照“南共纲领”一一作了比较，认为南共至少有6 条是符合这些共同规律的。其中只有一条是苏共不能接受并坚决抵制的： “南共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任何一国的党搞垄断和霸权。这一条，与我党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当时我党提出，社会主义阵营是客观存在，必须维护这个阵营的团结一致。这个阵营必须有个头，这就是苏联。由于苏共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党只派观察员，不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一结束，国内指示伍修权立即回国述职。
伍修权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实际做法却是不辞而别就离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驻华大使。这场原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影响到外交关系，两国虽未正式宣布，但实际上已降为代办级外交关系。
1968 年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方同南斯拉夫找到了利益契合点。10 月1 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说：铁托也很紧张，南斯拉夫成了我们的间接同盟军。1969 年，中苏由论战发展到武装冲突，中方又松动了对南关系，以后又停止了对南的公开点名批判。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也改变了以往支持苏共对我批判（主要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态度，在中苏边界问题上也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1969 年，南外交部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在得到中方积极回应并允诺派大使的情况下，南方先中方一年派出了驻华大使。南新任驻华大使抵京6 天后，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一周后，周恩来又接受了礼节性拜会。据南外交部透露，南内部评价称，对南大使来华后几场活动的“速度、气氛、待遇和规格都十分满意”。1970 年8 月，曾涛出任第二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南两国关系经过12 年的中止又恢复了常态。
曾涛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中南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1974 年12 月，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应邀访南，这是1958 年以来我国对南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在“文革”期间也是少有的出访代表团。南对此十分重视。南斯拉夫外长助理和主管司长到南、阿边境迎接，南斯拉夫总理、副总理先后接见。余同南外长会谈时重申我支持南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南维护独立主权、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斗争。双方还深入讨论了我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南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的关系等问题。1975 年10 月6 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总理）比耶迪奇应周恩来的邀请访华。10 月8 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比耶迪奇，在讨论国际形势之后，毛泽东对他赞扬铁托说：“Tito, 中文是铁托，铁托就是iron……不怕苏联压迫。”毛泽东还请比耶迪奇转达他对铁托和卡德尔的问候。比耶迪奇曾邀请邓小平访南。外交部也曾建议时间安排在1976 年上半年。后因张春桥从中作梗，访南一事被搁置下来。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南两党两国之间有太多的积怨、太多的曲折，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虽然毛泽东晚年对铁托的评价为铁托访华铺平了道路，而且，双方争论、批判的问题大部分都消除了，但是党的关系如何处理，仍然是铁托这次访问绕不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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