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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与策反
陇若兰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陇耀。1943年，在陇若兰初中毕业时，李长猛成为她和另一位同学的家庭教师。上课的时候，李长猛经常向她们提出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问题，而每次都是陇若兰第一个回答出来，因为之前陇若兰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萌芽。
李长猛当时是中共昭通特支书记。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发现和培养进步青年是他的任务之一。他教陇若兰她们不久，就借给了陇若兰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外壳的书——《西行漫记》。陇若兰现在还记得，自己拿到那本书时感到既神圣又激动。她回到家找个僻静的地方，废寝忘食地看完了这本书。通过这本书，她才知道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救星，从此，她心里有了一盏明灯，有了前进的方向。此后，李长猛又相继借给她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及小说《新生代》等。不久，李长猛去了昆明，经常给陇若兰寄《新华通讯》。
后来，陇若兰到昆明上学，有了更多接触李长猛的机会。“有次，长猛来学校找我，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谈话地方，就在学校前面的一大块荒地坐下来，顶着烈日谈了三四个小时的话。从日本投降谈到‘五华山事变’，谈到今后的国内形势，总的看法是内战不可避免，革命前途仍是光明的。他走后，我回到学校已被晒得满脸通红。一位女同学半开玩笑说：‘看你好兴奋哦！’我想，那时我就对长猛有好感了。”
“一二·一”运动和“李闻惨案”发生后，陇若兰常到李长猛宿舍找他，倾诉自己的感受，聆听他的观点和分析。当时李长猛是中共云大特支书记，组织分配他在二线工作，负责一线党员与省工委的联系。陇若兰说：“我当时曾误解他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下慷慨激昂地讲话是因为胆小，不知他那时有特殊任务，要尽可能少地抛头露面。我知道他很忙，但不好多问他在忙什么。”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熟悉和磨合，陇若兰感到自己的心离李长猛越来越近了，“我对他由最初的崇敬之心转为依恋之情”。但由于陇若兰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李长猛的秘密身份，他们不敢任由感情的发展。后虽确定了恋爱关系，但还是约定不能公开关系，以免引起旁人的好奇和注意，造成李长猛身份的暴露。
1946年夏，李长猛向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侯方岳汇报了他与陇若兰的恋爱关系，同时汇报了陇耀来信让陇若兰去北京读书，并到东北看望他的情况。
侯方岳和李长猛分析了陇耀在滇军60军中的作用，认为陇耀虽然是个师长，但他是卢汉的亲信，为人正直，讲义气，军中有不少亲如手足的拜把兄弟，在60军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人研究后决定，由李长猛说服陇若兰到东北去做她父亲起义的思想工作。侯方岳立即向中共南方局领导吴玉章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中央认为这是对滇军将领做工作的一条重要渠道。
李长猛在侯方岳的指示下，做了陇若兰的思想工作。陇若兰也认为父亲不能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卖命，应反戈一击，早日起义。李长猛告诉陇若兰如何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并交代她要学会打枪，要注意陇耀身边的特务活动以及如何用书信反映陇耀的情况等等。李长猛叫陇若兰给他写信不要写真名，而写“云大张文锦收”就可以了，信的内容尽量隐晦一些。
那时，陇耀正率部驻守在吉林海龙一带。性格直爽、敢作敢为的他因受不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经常口出怨言。1947年1月，经过两个月艰难的跋涉，陇若兰和母亲来到了陇耀身边。陇若兰她们给陇耀带来了朋友们的问候和家乡的土特产品，让陇耀感受到家庭和亲人的温暖。晚上陇耀有空时，父女俩围坐在火炉边促膝谈心。陇若兰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趣事轶闻，也讲昆明学生运动，分析蒋介石集团如何不得民心、如何反动，打内战没有出路等。陇耀对陇若兰讲的事实既不反对，也不表示赞同。但有几件事还是让陇若兰看出他矛盾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陇耀说：“报上（国民党的报纸）说潘朔端被俘，这些都是骗人的，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很勇敢都没有被俘过，怎么打内战他就不勇敢了？实际他是起义了，报纸不敢登。”陇若兰也趁势说出自己的看法，她知道父亲和184师长潘朔端交谊甚笃，也知道潘是在辽宁海域宣布起义，所以说：“国民党报纸扯弥天大谎，宣传潘朔端是受伤昏迷，不幸被俘，这怎么可能呢？实际上是潘将军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弃暗投明。”对陇若兰的话，陇耀在心里是同意的，但是陇耀仍然担心她血气方刚惹出是非，就说：“小孩子对政治问题少插嘴。”
陇若兰提醒父亲：“蒋介石要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不仅想消灭共产党，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民主人士说了几句公道话都会被枪杀，连手无寸铁的学生也遭到血腥屠杀。他要消灭一切异己，就更不放心你们带枪的杂牌部队，爸爸你要清醒啊！”女儿的话让陇耀心中的忧虑更深了。经过多次工作，陇耀终于承认，对反蒋起义也想过多次，可他仍下不了这个决心。
陇若兰将父亲的思想状况和对形势的看法，用暗语写信告诉了李长猛。她特别汇报了滇军将领心中存在的蒋介石信不过滇军，中央军欺侮滇军，滇军觉得不起义不行，但又不想背叛卢汉的矛盾心理。正是陇若兰坚持不懈的工作，为陇耀后来率部参加滇军60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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