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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评价博古路线的错误和特点
《历史草案》的重点是分析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路线错误，其内容在全篇16个问题中占了10个。其时，毛泽东认为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是“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他指出：“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毛泽东逐一对其错误进行了阐述。
在思想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博古的路线是“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其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毛泽东指出：博古等不懂唯物论，不从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愿望出发，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装进党的指导文件中去，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博古等“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
毛泽东批评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在政治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在：对形势估计上，否认日本入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2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和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对于革命转变问题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是对“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在军事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在组织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9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和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成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力，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博古路线的主要特点：一是，形态完备。“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二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毛泽东指出：博古路线的后果非常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和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100%，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90%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指出博古路线严重错误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时期中央的工作。他指出：“左”倾路线是错误的，但“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并以中央苏区为例，指出在打赣州一役失败后，随即纠正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实际指挥红军行动的同志接受了正确的意见，取得粉碎这次“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个别的战役作战中，改变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及在形式上发布抗日宣言和与十九路军订立同盟等。此外，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也就可能作出一部分成绩。
这个《历史草案》原先准备提交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但毛泽东把它搁置起来，没有提交政治局讨论。其原因大约有：一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四中全会的认识不一致。二是，几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要等他们参加讨论后完善决议。这个想法具体反映在1942年2月21日他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三是，毛泽东对此事非常慎重。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很长时间里，毛泽东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经过、王明在中央具体干了些什么，及其思想、决策对中国革命产生的严重危害等，毛泽东在此时并不清楚（是在整风过程中逐渐了解的）。因此，毛泽东虽然对王明、博古及其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这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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