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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医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医疗救护
由于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医院里的医生、药材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连最起码的麻醉药品、碘酒、盐水与酒精也时常供应不及。伤病员在治疗过程中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当时有个战士，在新城战斗中左胸负伤，肺里生了蛆，医生只好用肥皂水洗净手，然后伸进伤口捉蛆，再用盐水冲洗。广大医护人员没有向困难妥协，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为红军医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针对医生极其缺乏的情况，医院就找来当地一些懂草药的土郎中来解燃眉之急。当时，在战士们中流行一些皮肤病，吃中药也不行，没办法治。后来，当地郎中就传授一些土办法，或擦或服，效果还真不错。医治感冒也是用土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碗放上酒，再放一节葱，用火烧，然后把衣服脱光，两手蘸着酒往身上猛擦。然后再用被子盖起来，睡一睡，让他发汗。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开国上将、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医生每天用竹片捅到伤口里，把旧纱布拿出来，换上新的，换药时痛得难忍，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起，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除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药品之外，都是自己用土办法解决。据时任小井红军医院看护班长的王云霖在《小井红军医院及其他》中回忆：“比如治疗用的凡士林，就是用猪油代替”，“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医疗器械，土法消毒”，或者是用食盐水消毒，食盐紧张，就改用金银花作为消炎的代用品。解决药品极端缺少的另一个方法是组织当地中草药医生和群众上山采药。采药时，一般由懂行的人先采集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去采，当时采集的有紫苏、黄连、鱼腥草、金银花、紫金牛、凤尾草、南天竹、钩藤、土茯苓、木通、首乌、麦冬、接骨草、车前草、土黄柏、五瓜皮、厚朴、海金纱等100余种草药。医院又组织人员将采集的草药洗净、切片、晒干，后作成煎剂或研粉做丸，如薄荷、抗疟丸、赤痢丸、感冒丸、散血丹、伤风止咳散等。医院为此还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偏方，并且还编写了药书。
医疗器械的短缺问题，也是医护人员采用土办法来代替。比如，探针是竹子做的，长的有一尺左右，一般六七寸长；消毒用的盒子是自制的，他们把大竹子锯成一段一段的，再把中间的节疤削掉，破成两半，再把中间的一部分削掉一些，做成盒子样的用具，用来消毒。镊子也是自制的，即将竹子削成很扁的薄片，再放在火上一烤，把它一弯，就成了镊子。一块普通的绷带，他们都是洗了又用，用了又洗，从来舍不得轻易丢掉，直到最后完全不能用为止；在没有纱布时，就用土布代替纱布。曾任过北京军区251医院院长的吴树隆，后来回忆了当时红军医院在医疗器械短缺下做手术的情景：“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是那种细齿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没有手术刀，就用杀猪刀来开刀。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加上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红军的生活雪上加霜。对此，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1929年2月25日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得非常详细：“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万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红军医院伤病员们的生活也差不多是如此，时任红四军一营一连连长、开国上将陈伯钧在《从古城会议到八月失败》中回忆道：“当时的伤病员每天只发了三分油、盐、柴、菜钱，发七天就得拖十天。”“有时三个月闻不到肉味。”“到了冬天，天气寒冷，每人只有一两件单衣，一床毯子，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晚上加上禾草，又当被子。”为了尽快解除井冈山上伤兵们的痛苦，毛泽东向上级申报几乎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说：“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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