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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问题中，毛泽东满腔热忱、有条不紊地用了很多的篇幅向全体代表们详细介绍了自己对王稼祥的了解和评价。他首先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介绍王稼祥的目的：“昨天选举中委，王稼祥同志落选了，今天选候补中委，稼祥同志名字放在名单的第一位，希望大家选他。”接着详细说明了要求大家选举王稼祥的理由。他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和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刚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放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说的这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全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十二月会议就是一个波折。十二月会议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即王明)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的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减弱或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的，在他领导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下起草的。”
毛泽东接着说：“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必须在这里讲一讲。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的太简单了，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我认为他是能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总之，王稼祥同志是很有本事的人，将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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