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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被全盘否定，但他们坚信这样感人的故事一定会成功
意见一致后，几个人立即动手，说干就干。当时，正赶上阎肃去他爱人李文辉的工作地涿州空军某航校探亲，爱人每天照常上班，他就躲在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了创作。除去来回两天的路途，在剩余18天里，阎肃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假期结束，他回到北京，同时也带回了刚完成的剧本初稿。
在剧本里，有小说中江姐原来的那些经历，还加入了许多小说里没有的人物和情节。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有随意编撰、强加硬凑之感，反而对烘托主要人物、增加戏剧冲突、丰富舞台表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常有人调侃说：阎肃闭门造车18天写《江姐》。实际上并非“闭门造车”。能在18天内完成创作，除了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外，还得益于前面提到的阎肃当年在重庆生活的那些经历。
为了使作品的内容有感情更生动更丰满，几位创作人员又在北京找到了一些江姐的老战友进行采访。那些老战友们讲起江姐的事迹，个个都是声泪俱下。最能打动他们的有两个细节，一个是江姐看见自己丈夫的人头挂在城楼上，在悲痛万分的情况下，毅然坚持继续党的地下工作。第二个是江姐在牢房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撕下被面绣红旗。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在当中绣了一个大五星，四周绣了4个小五星。虽然她的年纪并不大，但大家都习惯叫她江姐，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她非常细心地照顾、关心同志。同时她又是一位母亲，一个妻子，这些方面她都做得很好。还有一个感人的原因就是她在牢里受刑时的表现，很多人以为像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肯定受不了那样的酷刑，可是大家都想错了，江姐咬牙坚持了下来，牢里很多男同志都佩服不已。
当剧本初稿放在空军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时，刘亚楼将军决定将歌剧《江姐》列为空政文工团的重点剧目精心打造。羊鸣、姜春阳有过成功创作歌剧的经历，金砂是四川铜梁人，熟悉四川风情和民间曲调。于是作曲的重任，就落在了身为创作员的他们3人身上。
从1962年底开始，他们带着剧本先后到浙江、上海、河北等地进行采风，并不辞辛苦地三次入川，在当地观摩了川戏，访问了戏曲专家、演员等，并把访问的内容录下来、抄下来、学下来，在做完了一系列的功课后，大家抱着满腔的热情，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在音乐上他们把四川的相关戏曲和曲艺形式融入和汇集到了作品中。可是事与愿违，最初的创作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回京向领导汇报后，领导的态度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文工团负责审查的领导提出，剧本结构和唱腔安排得比较松散，特别是江姐的音乐，形象也不够鲜明，不突出，流于一般化。说是川剧吧，又不全像，说是民歌吧，还有点戏味，生般硬套的成分太多……总之，领导不满意，听后一个音符都不要，全部都给“枪毙”了。
虽然这一挫折对他们打击不小，但他们不气馁，更不放弃。大家坚信：像江姐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人物一定会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几个人再次跟着剧团到外地，几乎把江南所有的剧种都看遍了。在剧团，他们白天讨论，晚上看演出，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回忆说：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海绵一样，见水就吸。他们几位晚上活跃的状态引起了当地保卫部门的关注，怀疑他们在搞特务活动。后来情况反映到了北京，才证实了3个人的真实身份。
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挖掘修改和提炼，在系统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后，再结合江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创作者们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的音乐之魂。
一年多的辛勤付出终于把他们引上了成功的道路。当他们再次回到北京汇报后，剧本得到了领导的肯定。羊鸣回忆说：“剧本改到最后，连我们院里的大师傅和面时听着都感动了，他们在厨房一边干活儿一边轻声地哼唱着，院子里小孩跳皮筋时也在不时的唱着。这时我们考虑，可以出成品了，歌剧《江姐》的整部剧就这样出炉了！”
为了能让演员早点拿到曲谱，他们抓紧时间来完善作品。那时就连刻版的同志也给出谋划策。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曲子都是先刻蜡版再印刷，刻蜡版的同志觉得有几个音符不合适，便执意要他们做些修改，不然就“罢工”了。姜春阳说，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采风的路上肚子饿了，于是便找地方吃点饭，在饭店里他们点了一道叫“怪味鸡”的菜。因为他们中有两个是东北人，在印象中，只有小鸡炖蘑菇，“怪味鸡”还是第一次听说。菜端上来以后，几个人觉得味道很独特，于是他们约定，以后写曲子也一定要像这样写，写出个性来。羊鸣说：“怪味鸡”就成了他们要出新的一个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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