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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其中的核心观点逐步体现到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之中。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的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这鲜明地体现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性观点的吸收。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关系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1942年4月，中央宣传部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三部分列为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新华书店1949年发行，第5页。）。1949年，为了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刘少奇修订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著作一起成为全党在新形势和新任务下开展学习的重要经典，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各地自发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著作1939年初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在延安又印了3次。（参见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翻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华中新华书店、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冀中导报社、辽东建国书店、晋绥新华书店、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山东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渤海军区政治部等都先后翻印过这一著作，有些地方还不只翻印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各地翻印的版本不下40种。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已经开始在海外传播。1945年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以《1939年7月8日在马列学院的讲演》为题进行了翻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也予以翻印。此外，一些地方在翻印过程中，连著作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比如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翻印为《论革命家的修养》；还有一些版本没有出版社署名，比如，1948年翻印的署名宣传部的《党员修养》，1940年翻印的《论修养》等。从数量上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共领导人单行本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1962年刘少奇第二次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修订。经过这次修订，结构更加合理，语言更加流畅，对重大观点的表述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党员修养的需要（参见任晓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修订版考述》，《国史参阅》2009年第3期。）。因此，1962年后发行量更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巨大的发行量，体现了广大党员群众发自内心的学习需求和对修养党性的追求。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很多党员群众正是通过阅读这一著作认识和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些艰深的理论问题，并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转换为改造自身和改造实践的思想指南。在战争年代，许多优秀党员是怀揣着这一著作走向战场的。在和平建设年代，许多优秀党员是通过不懈阅读这一著作来增强自己的党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的。1964年，焦裕禄去世时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的合订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前担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黄树则曾深情地说：“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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