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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
在“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受到了错误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严重曲折。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整体视角来看，“文革”中这一著作的命运，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曲折性，另一方面又客观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路径仍在继续发展。
1966年“文革”开始后，批判的矛头很快就对准了刘少奇，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成为批判他的“第一条鞭子”。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指名地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这一著作“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发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认为这一著作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外空想主义都是“一路货色”，“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讨伐”狂潮。1967年4至8月《人民日报》共发表60多篇批判文章。“文革”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折射出“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体进程中的严重曲折。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对真理的偏离都会被历史以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和矫正，尽管这一力量最初往往是隐蔽的，弱小的，甚至不被人所注意，但它一定会发展起来，并最终矫正对真理的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便以另外一种方式推动对它的研究和对其基本思想的传播。同样以1967年4至8月《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批判文章为例。比如，196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揭穿〈修养〉三次出笼的大阴谋》，从政治批判和“两条路线”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这一著作产生以来的影响以及1949、1962年两次重要的修改，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史和传播史上第一篇关于版本的研究成果。再比如，196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修养〉中描绘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一文，主要是批判著作中描述共产主义的一段话：
“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及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虽然这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一个稍微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人来说，谁都不会否认这些描述正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和崇高目标。因此，这样的批判一定会被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正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工作者吴亮平所说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肆意篡改，使我们的党受到了空前的破坏，人民和国家遭受了最严重的灾难。历史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论修养》一书正是和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腥风邪气针锋相对的、是提倡马列主义正气的重要文献”（《吴亮平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恢复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并重新修订出版，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刘少奇的第一部著作。1981年，经过20年的曲折，《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收入其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著作开始以新的方式进行传播，它所阐述的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思想在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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