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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传播过程
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产生后，其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被认为是一部“提倡正气，反对邪气”（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讲了《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大部分。毛泽东在审阅这两部分演讲记录稿后，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尽快发表。参见《刘少奇年谱（19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59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到被认为是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再到重新被认为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参见《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人民日报》1980年5月18日。），中间经历了巨大的反复。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人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这是一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所应必读的书，是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好书， 是对党内斗争、共产党员思想修养有独到见解的书”(莫清华：《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书》1980年第4期。）。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特点在于它并没有讲太多的马克思主义大道理，而是紧紧围绕着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主题，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主线，紧紧抓住了党员群众内心隐藏的思想世界。此外，著作中朴实却极富穿透力的语言文字，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具有中国传统式的道德教育的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传统道德精髓的有机统一。这是它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点。但是，“文革”前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传播中出现的严重曲折给我们留下非常沉重的思考，即为什么在此前一直被作为培养合格共产党员优秀教科书的经典著作却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虽然这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中，却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为前提和基础。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进程来看，要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名义下被庸俗化，首先取决于能否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即能否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受到的非理性的疯狂批判，关键的一点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入了严重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庸俗化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误区后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着眼点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对不对，而在于如何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去对待马克思主义。
第二，科学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曲折传播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积极的双重主体，即广大党员群众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缺失了后一种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畸变为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向广大党员群众单向的传播过程。如果这一思想符合中国实际，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如果这一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一进程将会遇到严重的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只是简单地让普通党员群众知道、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还要培养普通党员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判断和认识。只有如此，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健康发展，这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启示。
［本文是201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版本与传播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项目编号：12A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答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西安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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