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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经过最初一年的实践和思考，刘少奇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有了初步认识。他说：“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4页。）为此，他提出：“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由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2页。）这里，他在总的原则和价值取向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词句，而是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人与资本家的具体情况。他指出：“（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页。）显然，他从安源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中认识到，在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情下，还不能像马克思提出的那样首先打倒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他说：“中国如欲自强，发展中国实业，实为先决条件。中国实业的发展，修造铁路轮船工厂无处不需用钢铁，欲使列强不能把持世界钢铁以阻挠中国实业的发展”，“非使汉冶萍永远的存在不可。”（刘少奇：《救护汉冶萍公司》，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而且，他在同工人群众一起生活中，也深知“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刘少奇：《救护汉冶萍公司》，《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294—295页。）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下，工人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和在某种程度上同资本家联合，至少在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共同对抗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压迫。因此，刘少奇把当时工人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讨论眼前能够做到的第一项上，指出：“在（一）项里面又应该分为下列几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页。）
在这个总任务下，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的压迫与剥削，乃是一种使工人自觉团结起来的手段，“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页。）。然而，即使是这种斗争也要适度，要依照具体条件而决定，而不能无限制地一味进攻。安源工人第一次罢工胜利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高”。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了工人运动的存在，刘少奇为此“苦闷欲死”。但他从维护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出发，细心研究主客观条件和形势，“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进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并“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15—216页。）他还从调查研究安源路矿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思考了许多对中国民族工业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下发展的对策，先后写出《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一定认识。这使他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对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完整构想。
正是由于刘少奇在处理工人运动的具体问题时，能够从安源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才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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