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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力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努力提高工人素质。安源路矿一万三千余工人，“不识字者占四分之一”，为了使工人了解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培养健全的奋斗者，刘少奇大力抓了安源工人的教育。从1923年开始，工人夜校先后两次进行大的扩充，先从俱乐部初期的一个夜校扩办为三个，1924年又扩充至七个。俱乐部常月费的相当部分都投入了工人教育事业，并开办了工人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子弟学校，有七百余孩子入学。1924年下半年，为了缓解“工友尚有不得其门而入之叹”，又在六个工作处设立读书处，“专招不识字的工人，专注重识字教育”，方便工友热心求学。俱乐部还“在工友中招收文字较为通顺，成立一班师范班，施以相当的教育，四月毕业后，分任各处教员”。这些举措使工人“认识并能写工人日常生活所应用的文字，俾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报”，使“工友略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必要的普通常识”，从而“引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训练战斗能力，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进而作阶级的争斗，以求阶级的解放”。在教学中，夜校教师还“要随时随地利用实际的问题”，将上述原则“参合或分别应用起来”。（刘义：《教育委员会报告（1928年8月—1924年11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354—361页。）
第四，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当时取得的成绩，除了工人教育以外，还有举办消费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安源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5月成立后，即举办过工人消费合作社，但那时还仅是少数人组织的，资金仅百元，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九月罢工胜利后，刘少奇等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惟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于是重新提议，添加股本。工友们亦以自身利益所关，特别踊跃投资”（毛泽民：《消费合作社报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254页。）。俱乐部又将争取到的俱乐部基金和工友们入部费、常月费的绝大部分都拨到消费合作社，先后筹资一万余元作为开办基金。新的消费合作社于1923年春正式营业，每天早晨五点半开门，晚上八点半打烊关门。合作社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工人们从这里能方便地买到比市场上价格低得多的生活用品，不再受中间商的重利盘剥，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俱乐部的凝聚力。为进一步方便工人，俱乐部又于同年8月在工人居住的新区办了一处合作社，合作社资金也扩充到两万余元。
第五，在健全和巩固工会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在1924年初，办起了目前有记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向工人积极分子和新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250多名产业工人入党。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时，安源的党员人数占到全国党员总数的近1/4。刘少奇还从领导罢工斗争和“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组织工人自卫武装的重要性，特别注意扩充和整顿工人纠察队，训练和扩充了一个由二百余人组成的、纪律严格的工人纠察团，以工人武装力量维护工人利益并维持工人内部的秩序。这些党员和工人武装力量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我党早期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成长出一批优秀将领。
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全国工运低潮中，刘少奇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指导，利用安源远离反动统治中心的地理条件，实行了灵活的工运策略，最大可能地为安源工人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所，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买房产三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有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7页。） 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邓中夏，在总结“二七”罢工失败后的残破局面时，也曾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选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61—62页。）这是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在安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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