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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县，搞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下去前，刘少奇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下去以后，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政策错误。对公共食堂问题，刘少奇调查后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2页。）他将自己的初步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在调查中，有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周恩来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汇报调查情况时，首先就反映了公共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3页。）
3月下旬至5月上旬，朱德带着“六十条”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办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5页。）回京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关于公共食堂问题，邓小平分别召开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座谈会和公社书记座谈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页。）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提出，有关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401页。）
后一条修改，实际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等决策，也是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
“六十条”修正草案出台后，中央领导同志再次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比如，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浙江、江苏进行农村调查。在调查中，他进一步发现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为此他坚决主张不办公共食堂，粮食到户，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他说：“不一定都吃食堂，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吗？粮食不到户，农民不敢讲话，否则他怕扣粮票。”（《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7页。）就如何放宽农村政策问题，他还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参见《陈云传》（下），第1270页。）等结论，并写了相应的三份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原先在大队，大队掌握分配权，而小队只有生产权，采取所谓“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的办法。结果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毛泽东认为，若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就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他在从武汉回京途中，在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过了三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85页。）
10月4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为解决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11月23日，毛泽东在将一份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时强调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做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总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于克服农村的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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