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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
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解决农业困难，需要工业支援农业。减少城市人口，与工业调整也密切相关。工业本身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某些部门发展速度过快，由此引起的严重不平衡，也迫切需要调整。工业方面的调整，同样需要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1961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于8月到庐山去开，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与东北局领导谈话，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作报告。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427页。）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探讨解决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业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不能只顾砍树，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
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并得出一个结论：
“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手工业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现在看来存在不少问题。”（《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805页。）朱德在对手工业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些意见，对中央后来制定《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中央考虑制订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第一机械工业部等组织调查组，又到北京、天津、沈阳、太原、济南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
7月14日至23日，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7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辽宁工业问题时说：“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7月16日，他在谈到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时又指出：前一段是一长制，后一段是书记一长制，“企业管理归根到底一定要集体领导，这是根本原则。集体领导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企业的调整必须解决骨干问题，必须有两个德才都比较好的班干部作核心”。（《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9、1650页。）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的要点包括：（一）规定“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二）重视协作问题，强调“现代工业的生产，分工比较细，相互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每个企业都必须取得很多单位的协作，并且很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三）对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四）对企业中的技术管理，作了具体规定。（五）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六）对职工的工资、奖励、生活福利，专列了一章，强调“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切实做好生活福利工作”。（七）规定“在企业中的党委员会，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同时强调“企业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要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八）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39—643页。）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其中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16页。）
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抓住主要矛盾，带着同样的问题亲自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有利于迅速形成共识，果断作出正确决策。无论是针对农业问题还是针对工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率领的调查组，都是带着同样的问题下去，集中一段时间，深入不同的地区做调查，再将各地的情况进行汇总。在分别调查的基础上集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最后达成共识并作出正确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留下的启示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作者闻言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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